炜虽然没有与我们联名，但他也没有提议要杀文侯。坚决要杀文侯的，却是晋升为文公的蒲安礼。
蒲安礼上疏，说文侯跋扈难制，不臣之心永无宁日，因此必须上断头台斩杀，张龙友也附和他的建议。断头台原本就是文侯设计的，用此来斩他，蒲安礼的提议实是刻薄之极。张龙友和蒲安礼，这两个帝国目前地位最高的人都坚持如此，虽然有我们四相军团三统领联命保奏，仍然无济于事。不过总算我们也不算毫无地位，帝君决定，赐文侯一死，给他留一个全尸，不至于身首异处。
自新五年七月，文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时，我正奉命抵御丁亨利的共和军北上。
丁亨利非同凡响。共和军重新举旗以来，虽然仍遭四相军团压制，无法渡江北上，但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强，而且每次挫折都无法给他们实质打击，往往过了几个月共和军就恢复元气。我几乎要以为共和军真的拥有那种能造出人类的孵化机了，可是经过详细调查，共和军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们的法宝就是征兵。
与帝国军征兵时不同，共和军征兵完全凭自愿，只是承诺会把土地按军功分发给他们。与帝国的土地私有不同，共和军宣称土地国有，人人皆可拥有。这一点对于流离失所的难民极有吸引力，而且大江以南的土地要比大江以北肥沃得多，不要说帝国那些拥有广袤封地宗室王和功臣们不愿把自己的土地分给难民，就算他们肯，这些土地的吸引力也不及共和军控制区。更何况随着战火蔓延，劳力下降，当初立宪时定下的减免赋税已成了一句空话，实际赋税反而增加起来。而越是这样，逃离帝国控制区的难民就越多，共和军的兵源也更充分。当我发现被我们占领的地方的民众也开始传说有一个地方没有贵族压迫，不必缴纳苛捐杂税，土地也归自己所有时，我明白，帝制先天上比共和制就有着致命的缺陷。我不相信共和军能永远把土地分给民众，可是在当今，共和制再华而不实，帝国再有明君贤臣出现，对于民众来说，共和制仍然要好得多。
只是，我现在已经踏上了不归路，无法再回头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走下去，把另一条路截断，这条路才会是一条康庄大道。
自新五年十一月，四相军团齐聚，经过商讨，决定对五羊城发动一次水陆攻势。由于共和军的水军被邓沧澜击败后，实力大不如前，所以我们的水军占了绝对优势，共和军也干脆放弃水面决胜之心，把精力全部放在了陆军上。虽然地军团的兵力较丁亨利稍占优势，但这优势远未到必胜的地步。共和军的七天将大多还在，而且他们还有那种威力远远超过我们的火炮，陆战实力之比最多只是五五之数。
我定下的是声东击西之计。
表面上，由地军团发动首攻，似乎为了掩饰水军团从海上的进攻，其实邓沧澜才真正是佯攻，地军团最终发动的是主攻。以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战术来打击共和军出现的空隙，也是丁亨利露出的唯一破绽。丁亨利深通兵法，我与他也交手多年，知道寻常的计谋瞒不过他，但也正因为对兵法太熟悉了，他一贯不做冒险之事。丁亨利与我惺惺相惜，可我们也都知道对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