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传染病，这消息才传出，百姓之中便产生了恐慌。这恐慌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家养有牲畜的百姓，他们担心自家的牲畜会被传染。于是不管发病的区域离着自家有多远，畜养牲畜的人家都将家里的牲口、家畜关了起来。这样一来，运输瘫痪，矿采停工，农作荒废，市场出现货流运转缓慢或货物滞缺。另外一个方面是当初那些拿出粮盐参与官营易货的百姓，官府拿走了他们的粮盐，只给了一张写了数额的抵粮券或抵盐券。本来说得天花乱坠，这抵券可以在运营之后利益不断叠加，带来丰厚的回报。但现在运作才刚刚开始，就已经出现这种意外状况。手里有抵券的那些百姓开始千方百计地想将抵券出手，但是易货牲畜得病的消息已经传到蜀国的每个角落，这时候谁再接手抵券除非他是傻子、疯子。抵券出不了手，自己的粮盐就会打水漂，于是有人开始怂恿大家找官府讨要说法。在讨要说法无果的情况下，说蜀国官府采用这样的手段侵吞百姓钱财的谣言开始到处传播，蜀国官家的信誉迅速下跌。易货牲畜得了奇怪的传染病，然后国内百姓恐慌，以及恐慌之后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这些问题虽然都是出在蜀国内部，但孟昶和朝中大臣们都一致认为是中了大周的釜底抽薪之计。很多开始对王昭远私货官营做法持反对态度的人，都认为出现这种状况与王昭远的策略错误是分不开的。但是后来王昭远在实施过程中拉上了太子，并且将太子玄喆推到了主持的位置上。而且孟昶在大周特使的要求下也是力促此事的，所以此时也没谁再将罪责落到王昭远身上。因为问罪王昭远就是问罪太子，问罪太子就是问罪蜀皇孟昶。
如果只是易货受损、民众恐慌，这还算是好解决的事情。最多是将屠宰牲畜的范围加大，然后国库出血贴补。对持抵券的百姓，则可许以几年税收减免，这也就能将他们安抚下来。但现在的问题不只是这些内忧，而且还有外患。据边关探马汇报，大周将这些日子易货得来的粮盐大部分都囤积在边界处的粮草营中，并且还就地灭佛毁庙，征得大量钱财和铜铁物资，也都囤于边界。这种种迹象表明，大周是要大动干戈。随后又有密探道从大周东京传来密折，报说大周实力最强的禁军开始调动，从迹象上看是往西南一带在运动。这更加表明大周是要对蜀国下手。本来从正常思维逻辑上来讲，大周国内出现经济和市场的窘迫状况罪魁祸首是南唐，他们应该对南唐出兵问罪才对。而蜀国本来与大周是有互助盟约的，这次大周出现窘迫状况后蜀国还以易货之举施以援手。虽然这援手并不完全真心，其中掺杂了些自己的小九九，但最终结果是对大周有利的。现在看来大周的计划似乎是要对蜀国下手，却不对南唐下手，孟昶觉得其中很大缘由是因为蜀国的秦、成、阶、凤四州深入大周腹地，大周方面肯定认为这是极大的局势压迫和军事隐患。如果大周实力未衰，国资、民财、物产依旧像他们北征时那样，他们绝不会先对蜀国下手。而现在他明知南唐是罪魁祸首，明知应该对南唐出兵问罪，却也必须先除去隐患后再对南唐开刀。抑或大周原本就认为自己国力衰弱之际正是蜀国趁势东犯的大好时机，所以一定要聚集所有力量先断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