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渐渐同她在零乱的枕衾被褥之间有了交谈。红莲说故事的方式和彭师母、孙小六都不一样。彭师母说起故事来犹如重新经历了一次自己的人生，也带着听故事的人重返那个历史现场。可是在那个现场，你几乎看不见彭师母的身影，也听不见她的声音；即使涉身于某事件之中，她始终像个幽灵般隐匿在某一最适于观察的角落。尽管她的表情夸张动人、腔调变幻莫测，听者只觉其逼真如实，却从不致怀疑自己有什么迫切的危险。孙小六说故事的时候有一种唯恐遗漏什么而随时提心吊胆的不安—这种不安当然也会传染给听故事的人—仿佛每件他所经历的事都有一种极大的不确定性，非得将一切和这事有关的细节都交代清楚不可，否则整件事便会被视为虚妄无稽，且招致严重的指控或谴责。这样说起故事来，别有一种纤维毕露、毫厘不失的趣味，只不过很难了解他堆积了那么多琐碎的故事里究竟有什么意思。
红莲则全然不同，她总不肯平铺直叙地述说一件完整的事，好像她的人生就是在一大片伸手不见五指的迷雾之中东闪一下、西闪一下的七彩灯饰不断飘忽游移而形成的。你必须像个努力在益智绘本上玩串联数目字寻绎图形的孩子，一丁一点儿把那些晶莹闪炽的小片段拼凑起来，才勉强勾勒得出一个生命的轮廓。
我开始对这个女人产生好奇；想了解她的过去，想知道她的生活，想追索出她曾经在如何如何之际而我当时又正如何如何。我在印着“乌日大旅社”字样的一张床单底下展开了第一次探访：“你跟我说过你爸爸长了个铁脑袋瓜儿的故事。”
“嗯。”她掠了掠耳际的发梢，闭上眼，嘴角微扬着喘息。
“后来呢？”
“后来那颗脑袋瓜儿被人砍掉，掉进台湾海峡里去了。”
这就是红莲说故事的方式。坦白说，我在她讲到“掉进台湾海峡里去了”的那一刻，眼前确实浮现起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坠入湛蓝泛黑的海水里去的印象。然而它太不真实却又太强烈，红莲的语气又过于简淡寻常，似乎不像是在刻意捏造什么惊魂摄魄的场面。
“怎么会这样？”我掀开床单，像一根背后忽然松了压缩弹簧的橛子一样坐起来。
红莲略一皱眉，仍不肯睁眼，想了想，道：“大概那刀很利罢？”
“你在旁边吗？你那时候多大？”
终于她睁眼了，轻轻摇摇头，意思大约是说：“我不在旁边。”随即把只手从枕头底下探出来，曲张五指算了几回，又想了片刻，然后用食指和拇指比了个八九公分的距离，竟然低声笑着说：“这么大。”
“别开玩笑。”
“真的，这么大。我还在我妈的肚子里。”一面说着，红莲一面使劲儿将那床单朝空一抖、抖成个帐篷，把我们都覆在下头，接着便捧起我的脸，鼻尖摩挲着我的脸颊，道：“告诉过你我比你大很多很多，你还想知道什么就尽管来罢！”我们立刻又来了一回合。
再度说起同一个话题恐怕又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了。也许在积穗那家罕见的日式木造客栈的小阁楼上，也许在平镇那家兼作西药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