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魂犹在，国魂仍在……”<h3>尾声</h3>翌日，梅承宗便收拾行李。“又要走？”柳翠拦在他面前，“你不和日本人斗了？”“斗樱花？再赢他五场，十场？且不说我用的手段是拔苗助长，生生损害了老樱树，来年没法再比，即便你都赢下来了，又能如何？日本鬼子就滚蛋了？爷爷……又能活过来了？”梅承宗竟是罕见地严肃，声音里却有了颤抖，“我要斗，但斗的不是樱花！我要去重庆，用我学到的化学知识造炸弹、造火药，和鬼子斗到底！”柳翠呆愣着，梅承宗拉起她的手：“小妹，跟我走。”柳翠却摇了摇头，笑中带泪：“不，我不走，我就在这里照顾小园，看着老樱树，陪着爷爷，等你回来……”三日后，梅承宗踏上西行的火车。他独坐窗边，站台上却不见柳翠的身影。火车缓缓启动，他心中惆怅，却听到少女的声音：“等等。”柳翠碎步跑来，将一个信封递到窗边：“这是爷爷写的园艺经，你收好了……”话音未落，站台上突然蹿出几个日本宪兵，人人手中端着长枪，竟是对准了梅承宗。柳翠情急之下，拦在了枪前。只听一阵枪响，少女倒在了血泊中。“柳翠！”梅承宗捏着染血的信封，吼得撕心裂肺，回答他的却是火车汽笛凄厉的长鸣。柳翠死后的第三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樱冢已是中将，却耻辱地站在了受降台上。投降签字仪式上，与他对接的是个年轻的军官，对方手中的钢笔不小心戳在了樱冢手背上。这个年轻军官的脸，樱冢似曾相识，却想不起来是谁。回到日本后，樱冢迅速发起了高烧，连最好的医生也束手无策。他死前痛苦无比，念叨着几个听不懂的中国名字。有人说，那是因为他在中国做了太多坏事，被害死的人前来索命。
而在遥远的武汉城里，一位年轻军官却握着那支出现在受降仪式上的钢笔，站在磨山脚下樱花树下的荒冢前，默默无声。清风吹来，樱花树沙沙作响，仿佛在对他低语。